珍本與善本的界定，歷來為版本鑒定學者所爭論。宋效先老師曾在1987年發(fā)表論文指出：“珍本是比較稀見或比較珍貴之本，善本是凡內容有用，流傳稀少，?？叹?，具有文物、學術或藝術價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師的觀點中認為：在西方人的觀念里和詞匯中，“善本”就是珍貴的、值錢的、罕見的傳本，這實際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義。

把清代末年作為古籍的下限要比1840年作為下限來得合適。當然，這個下限仍舊是粗線條的。即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內容或形式上沿襲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爐灶，如對古籍所作的舊式校注或舊體詩文集之類，一般仍可劃入古籍范圍。采用新體裁對古籍所作的研究或注釋，才不叫古籍，而算作對古籍的整理研究。

三代以前，所用以載文者，竹木而已。載于竹者，曰簡；載于木者，曰牘；連編簡牘，則謂之策。古者，大事書之于策，小事則書之于簡牘而已。初以刀刻，繼以漆書，周宣王時，始有墨書。三代以上社會之文化，完全賴此以推進，國家之文明，亦完全賴此以保存，與后世之書籍功用正同。是簡牘者，實即當時之書也，創(chuàng)之早，行之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讀易韋編三絕”。既以韋編，其為簡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時之所謂書籍者，仍為簡牘也。由古至周，所有書籍完全為簡為牘，故謂之為簡牘時期。

至宋，因長卷之種種不便，遂依據葉子之格式，而改進為今日之線裝式。即將一葉分割，使不連續(xù)，以一葉為一板，一葉為變易，但在檢閱上、誦讀上以及收藏，其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計也。故吾人所讀之線裝書，其實際肇始于宋，為時僅千年。宋以前，絕未有線裝書也。文字多為刻印，抄寫者甚少。至宋仁宗慶歷中，有布衣畢升為活板，用膠泥刻字，從此又有活字印板之發(fā)明。元王楨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無錫華燧、安國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較經濟，但在書籍上，固與刻印無殊也。總之，自宋至清，其書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為線裝，故此時期謂之為線裝時期。清末則漸有洋裝，民國后且有取線裝而代之之勢，其形式與裝訂，盡人所悉，毋庸贅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