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崇禎年間的花轎用藍綢作幔，四角懸桃紅色彩球。后來開始采用紅色刺繡、織錦，后來又有用大紅紗綢滿繡的。

從《東京夢華錄》、《五雜俎》等宋明人士所寫的著作可以看出，大約自北宋中期起，開始有“花檐子”迎娶新婦的風氣流行于汴京，到宋廷遷都江南后，花轎迎親才蔚為社會性的時髦，其后一直傳承下來。倘論人力簡省、通行速度和費用開支，花轎顯然不及車馬來得方便，即論舒適和排場亦未必可比。緣此，從車馬到花轎的轉變是怎樣發(fā)生的，便成了一個令人感興趣的問題。

中唐以后，“檐子”迎親居然成了一種有身分的標志，連七姓之外的士流人家亦有貪慕虛榮而學樣的。迨至宋朝，前朝禁令一概廢除，“檐子”送嫁轉為公開，又嫌其簡陋，遂刻意裝飾，俗稱“花檐子”，日后再流變?yōu)榛ㄞI。從此，“花檐子”或花轎代表某種社會身分的觀念深入人心，似乎非如此不能得到輿論的認同和尊重，而諸如納妾收房、寡婦再嫁等婚姻活動不得乘坐花轎的禁忌，也由此衍生。

程頤和其兄程顥并稱“二程”，都是理學宗師，認為婚姻當以終身夫婦才合“天理”，反對男子再娶女子再嫁。程頤晚年時，家里出了兩件事，先是甥女出嫁未幾，夫妻失和，騎馬返歸娘家；接著又是侄媳婦因丈夫暴卒，也騎著馬一去不歸，不久便改嫁他人。程頤受此刺激，一病不起，死前留下遺囑：今后程家送嫁女兒，一概不用車馬，男方須用“檐子”來迎娶，斷絕“反馬”之習；反之，程家娶親，也照此辦理，以此確保既嫁女子“從一而終”。程頤死后十多年，金兵內(nèi)侵，中原騷亂，程家從洛陽遷居池陽，其后一直恪守祖訓，所生女子，出嫁時一律坐“檐子”，夫死不歸，“守節(jié)”終身。